【观点】谭梭 20.05.2021
美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是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合作的之处合作，该对抗时对抗”， 并称美中两国关系的“对抗性日益增强”。他从美方的角度为美中关系定了调子。但从字意上来看，他的这个说法给人一种矛盾与含混不清的印象。中美关系怎样可以在 “既对抗又合作”之下来建构？这种“对抗加合作”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全新的关系，还是对至今为止关系的某种新形式的延续？而事实上，美中关系又会有哪些可能呢？以及这种美中新关系对区域和全球格局将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和近期状况出发，在国际关系中，东西方“对抗”有几种形式：一、前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二、普京上台后的美俄对抗（“类冷战”）；三、40多年来美中既接触又竞争的关系；四、川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优先”和贸易战为标志、以压制中国为特征的美中关系。而这几种对抗形式即與未来一段時期美中关系發展模式有相似之處，但又不尽相同。
如果美中今后的冲突如同美苏冷战时的对抗，双方不仅会有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在经济和外交某些層面的脱钩，而且将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军事对峙和地缘争夺，这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代理人战争”如韩战、越战、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战争等，以及东西方两个截然分离的经济世界，是美苏冷战时期典型的对抗方式与范例。
而美中关系和地位的现实显示，首先，两国相互间在经济和外交上不大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出现全面脱钩。尽管，美国已在科技、金融和经贸等领域部分实行与中国脱钩，如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将其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口），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及增加和维持对华商品关税等。
其次，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体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居第一，近年来达到30%，要将它完全排除在该体系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也不愿意在美中之间明显选边站，如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等，其动机多是因为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地缘经济关系。即使在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病毒疫情打击下，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虽然遭受损失，但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好转，仍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再其次，美中在世界各地如同冷战时期那样展开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也很低。这因为当今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充当美中之间冲突的棋子和角斗场。不过，在台湾、南海和东北亚地区，美中发生军事冲突（进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升高。如果发生战事，地区周边国家如日本、南韩、菲律宾、越南（甚至印、澳）等难免会被卷入其中。
同样，普京上台以来的二十年里的美俄关系模式也不太符合新形势下的美中关系发展。与中国相比较，俄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和程度都不如中国，其地位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大大低于中国。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6倍，而且还在增加，其军事和科技发展也相当迅猛。正如美国务卿布林肯说的：中国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对国际秩序稳定、各种规则、价值观、各国关系造成严重挑战的国家。这也间接地表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将不同于之前所有大国竞争中的对抗形式。不过，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相互间一系列的长期制裁关系，倒是有些接近目前美中以各种制裁为标志的新型关系，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因为香港自由、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遭受空前伤害对中国实施的各项制裁，以及北京对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反制裁等。
川普执政的四年里，美国开始逐步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使两国间的对抗成分增加，几乎进入敌对状态。这让中美40多年来既接触又博弈的关系成为“过去”。拜登政府至今为止基本继承了川普时期对华强硬的政策，并提高与中国对抗的层次和规模，比如联合西方盟友共同对付中国挑战，并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最具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中对抗层次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使双方合作的意愿和冲动严重遇阻，一种类似于冷战又不完全同于冷战的竞争关系正在形成。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华“新战略”给人一种“进退两难、顾此失彼”但又不得不强势推出的矛盾印象。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急剧转变，中国则祭出“以牙还牙”、争锋相对并持续抛出橄榄枝的策略，且做出一副“要对抗咱就奉陪到底、绝不示弱”的架势。在此情形下，美中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将大于合作，但双方又无法完全在经贸和全球问题上脱钩，更没有把对方至于绝对劣势的能力。于是，美国对华战略就显示出一种既趋于清晰又不乏模糊性的特征，使其与过往所有的美中关系都有区别，但又与之有一定的相关之处。
美国对华新战略既有冷战时期的痕迹，也跟此后40多年以接触为主的关系有共同之处，同时更延续了川普政府强势对华的策略，并且使之更趋完备，但又不完全同于此前的这些关系。例如：之前，美国拜登政府发布新准则，延续前总统川普取消美台交往限制的做法，鼓励美国外交官会见台湾官员；但新准则仍将设限，包括不在任何会面场合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凡是关乎主权的都不允许”。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出席《金融时报》举办的研讨会时表示，美中两国都认知到，维持某种程度的台湾现状，最符合双方利益。他认为，所谓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会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後果）。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伦敦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时说，美国并不试图要遏制中国，但是美国与盟友必须捍卫基於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表述给人一种印象，拜登政府似乎要回到川普之前的“战略模糊”上去，跟美国会两党一些议员呼吁对华“战略清晰”出现距离。
美中这种新型“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是否能成立，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一个极其不具确定性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美中“对抗加强版”（2.0）是否会最终成立或长此以往，将取决于：美国和西方内部鹰派思想是否得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自身实力的维护与提升有多大成效，以及美国联合盟友对抗中俄能走多远；中国的应对态度将有多强硬和持续多久，能否在与美国的竞争和对抗中继续得以保持或提升自身实力和发展，以及能否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框架下和相关区域国家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话语权等。
美中新一轮的对抗态势将引发一些后果，即：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部分脱钩导致全球某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组，政治和外交空间的压缩促成东西方两大阵营更为明确的分野，军事上对峙则大大提高美中在台海、南海等地区插枪走火及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归结来讲，美国提出的与中国“既对抗又合作”的竞争模式难以“完美”成立，逻辑上是一个悖论。首先，其“对抗”与“合作”概念和范畴模糊不清。其次，这两者难以并存。要合作就不能对抗，至少要将对抗减少到最低。因为对抗越加剧，合作就越难。而目前的情况，则是以对抗为主线，且越来越明显。 今后美中之间的博弈，要么回到竞争与“合作”的状态，要么陷入全面对抗的“新冷战”（或“类冷战”，以中俄与美欧对抗为主线的关系），二者不可（或难以）兼得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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