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模糊转向清晰的美中战略竞争


【分析】彭涛(德国)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川普时期相比要更为稳重与和全面,扭转了多项前任总统川普所颁布的政策,不仅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挑战,同时也主张在“该合作的地方”(如抗击疫情、气候保护、经济恢复和武器扩张与管控等方面)应与中国合作,并强调会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而非武力冲突方式来处理双方的争端和分歧,也不主张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推翻中共政权来推行民主。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些领域(如在核心技术、通信安全、香港、新疆、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并未采取大动作的逆转措施,且延续了川普政府时期的强硬立场,并针对一系列与北京的关系进行全面重新评估。


面对拜登政府的“新地缘政治策略”,北京的应对方针则是,继续高喊“多边主义”、“共享共赢”及“和而不同”等口号,用开放市场等“经济主义”手段吸引美国及西方国家政商界,阻止美国联合盟友对付中国的战略。但在新疆、香港、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北京则不愿意让步,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在经济上“手软”、政治上强硬的两手。也就是说,除了人权和主权等敏感议题外,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如经贸、市场开放和气候保护等,北京都可以与美国及西方盟友谈判与合作,甚至会做出“重大”退让。


战略模糊与清晰引发争议


为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可行的新战略方案,今年1月28日,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发布了一个题为《更长电报 - 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THE LONGER TELEGRAM--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的文件, 称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提供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见解和最严谨考察之一,以及将如何应对中国战略野心的挑战的有见地的美国战略”。这份《更长电报》指出:“中国多年来的策略一直是模糊红线,以避免导致北京过早与美国公开对抗。 美国必须非常清楚中国的哪些行动美国会寻求进行威慑,以及如果威慑失败,将促使美国直接进行干预。这些应该通过高级别外交渠道明确地传达给北京,以引起中国注意” 。该文件还建议对中国划出五条红线,即: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任何核、生化武器行动;中国对台湾或其近海岛屿发动任何军事攻击;中国对日本军队因防卫尖阁诸岛及其周边东海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而发动任何攻击;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为进一步声索岛屿并使其军事化、对其他声索国部署武力,或阻止美国和盟军海上航行自由而采取的任何重大敌对行动;中国对美国盟国的主权领土或军事资产进行的任何攻击。


该文件“划红线” (即战略过分清晰)的建议引起了一场美国是否应放弃其战略模糊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如果取消了战略模糊性,这将置美国于被动,划了红线也未必会减少来自中国的挑衅。比如: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踩红线后对其采取行动,将处于自取其辱的境地;而如果美国采取了行动,则可能导致自己陷入不想要的冲突之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美的现状与一次大战前有惊人的相似。在1914年,欧洲交战各方都是处于进攻心态,都认为自己有胜算把握,各方的战略目标都十分清晰。观察家认为,如果中美既无战略互信,又无战略让步的意愿,且双方的国家战略又如此清晰时,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升高。


这就提出了如下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大国竞争中,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能使博弈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美中关系今后的目标是寻求还是避免冲突,双方是否会为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实现不惜启用战争手段?美中是否有意愿、能力和途径来管控可能发生的冲突与纷争?对于政治学界和各国政府来讲,回答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美或东西方关系今后是否进入“热战”,还是继续维持竞争中的“和平共存”的问题。


战略模糊的意义及其动因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大多建立在国家战略相对模糊和具有起码战略互信和让步的基础上。相反,一个战略十分清晰且又缺乏战略互信和退让意愿的国家战略,则难以避免战争冲突的发生。最稳定或最理性的地缘政治(管控行为),即是通常经由外交談判與妥協的方式而有效地避免或消除直接冲突乃至战争的政治。而灵活和预留弹性转圜空间的政治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战略模糊即是指,一种故意发生歧义的政策(也称为战略歧义,战略不确定性政策),是一国在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故意模棱两可的做法。也就是说,这是一国在追求与其外交和国内政策相反的目标、或利用规避风险来鼓励威慑战略时所采用的一种战略手段。其优点和实用性在于,它为避免冲突与战争提供了灵活应对或转圜的空间和途径,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威慑的效应,使得争议和分歧能在一种和平的氛围下(如通过谈判与沟通)得以有效管控。批评者认为,战略模糊的政策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即可能导致别国对采用该策略的国家意图的误解,从而导致采取与该国意愿相反的行动。


美国长期采行的故意模棱两可的(战略模糊)政策非常典型的体现在与台湾的关系上。这项政策的特点即是,在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袭击、美国是否以及如何在台湾保卫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上,美国始终保持一种模糊的态度。其目的是,一方面阻止中华民国领导人单方面宣布独立,一方面遏阻中国对台湾的入侵。该政策为台海两岸的长期基本和平稳定提供了保障。同样,针对中美关系,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提出:“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做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这一原则成为美中双方在建立外交关系中战略互信的基石,也是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双方(在台海)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原因之一。


其他国家政府对台湾也采取含糊不清的政策,以灵活应对台湾有争议的政治地位和中国大陆的“一中政策”。一方面,在中国施加压力并要求各囯承认其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下,大多数國家都遵守这一原则;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上,它们在对待台湾问题上都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政策,比如仍然与台湾维持准外交国的关系,互相设立等同于大使馆的代理机构。另外,台湾也以故意含糊的“中华台北”名义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如参加奥运会及其他各种国际组织的赛事。


同样,中国也在香港、台湾问题上采行了相对模糊(故意存在歧义)的政策。中国政府宣称对香港和台湾(包括台湾、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拥有主权,对这些地区和国家则推行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政策,让其保持原有和现有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治理方式,即所谓的“一国两制”方案。但在北京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对“港人治港”的承诺和台湾拒绝中国“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下,这一“故意歧义”政策已基本失去其实际的意义。北京虽然主张对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但从未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不过,针对在何种情况与时机可能对台武统,北京则充满战略模糊。中国对台武统的红线是,台湾宣告独立或采取台独行动、台湾内部动乱、和平统一无望,以及外军驻台等等。如果这些情况出现,北京将对台动武。但仔细观察来看,即使这些情况出现,解放军是否对台动武,全凭北京解读和决定。例如,台湾修改课纲是否算是台独,以及2020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赴台教导台军突击舟等作战课程等是否触及了中国红线?这些都是由北京说了算。中国在统一台湾问题上采取故意歧义政策,目的是不轻易在台海引发战事,打乱北京对外的全盘战略棋局。


美国战略转向清晰的背景


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上台执政后,在对华战略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逐渐由传统的模糊转为较为清晰,中美关系出现明显的转变。比如,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前所未有的加强与台湾的关系,11次对台军售,以及派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在内的多位美国高官访台(阿扎尔还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位访台的美国内阁成员),不断触动北京眼里的“一中原则”等底线。在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领导下,美国务院还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以此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将中国定义为对美国最具威胁性的敌手,其战略目标之清晰,是美中建交近50年来从未有过的。


而美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又与北京近十年来对外强势、对内空前严控的政治倒退有关。在地缘政治和对外关系上,北京一改过去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的策略,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等区域中采取进攻性策略,在香港、新疆和人权等问题上也更趋于绝不退让的姿态。这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持续失去对北京的战略信任,且促使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眼里,中国不仅因其专制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构成体制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而且其经济、军事现代化及其扩张让西方国家利益面临的风险增加。


尽管拜登目前对华政策与其前任川普有所不同,整体来讲还算稳重且较为灵活,但仍保持了川普时期的一些强硬姿态和政策,如暂时不终止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关税,继续对中国科技公司予以制裁和限制(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定华为、中兴等五家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多次强烈批评中国的香港、新疆和台湾政策,谴责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以及仍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等等,并提出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合作的地方合作、该对抗的地方对抗”的趋强口号。


最近,美军退役将领史塔伏瑞迪斯(James Stavridis)日前在“日经亚洲”周刊(Nikkei Asia)刊文,为中国划出了如下的“红线”:如果中国或北韩以核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邦,中国武力进犯台湾及离岛(包括经济封锁台湾或对台湾公共基础设施与机构发动大规模网路攻击),中国攻击防卫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钓鱼台列屿)及四周东海经济海域主权的日本军队,中国在南海採取重大敌对行动以进一步开发各岛礁并使之军事化以部署军队对抗其他主权声索方,妨碍美国与盟邦海军执行全面自由航行作业。以及中国进攻美国缔约盟邦的主权领土与军事设施,美国就可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反击。史塔伏瑞迪斯还称,在美中战略脉络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坚决镇守海洋,并且能够航行至南海海域,深入中国赖以防御的岛链之内。一旦深入至此,陆战队将动用武装无人机、网上攻击能力、战力强大的特种部队“陆战队突袭兵”(Marine Raiders)、防空飞弹,甚至猎杀舰艇的武器以攻击中国海上军力,攻击解放军的陆上作战基地,比如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人工岛礁。这与上述《更长电报》要求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上由模糊转为清晰完全一致,如出一辙。


美中战略清晰的现实效应


如果华盛顿采纳这些战略调整意见,加上中国对此更加强势的因应,美中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等区域发生军事冲突乃至展开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将空前升高。而拜登政府是否或会在多大程度上采纳这种策略建议,则取决于美国内部呼声的大小和中国应对强度的高低。史塔伏瑞迪斯透露,美军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的战略、作战和战术团队正拟订美军部署的新方案,相关新选项将送呈国防部,作为新任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的全面态势评估之一。


与此相对应,中国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强势策略也呈现有增无减的发展趋势。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美国持续加深与台湾关系下,中国大陆军机不断进入台湾周边宣示主权,解放军多次在台海和南海等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也频繁地派军舰穿越台海,并进入中国有主权声索的南海诸岛礁海域,宣示其自由航行权利。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也有意跟随川普时期触动北京底线的策略。3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众议院答询时承诺,将邀请台湾参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筹划的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并以“国家”(country)代称台湾,似乎是在“试探”北京的反应(如果这不是他一时口误的话)。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答询时称,中国可能在六年内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并表示美国须定期检视其“战略模糊”(strategy ambiguity)在台海问题的适用性。


中国和美国同5年前相比,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特别是在台海和南海等区域,因为美中双方的战略开始转向更为清晰。而推动中美冲突不断升级和战略清晰的因素之一,则是两国的对外策略都以各自内部考虑为中心,比如民族主义情绪、社会共识和政经利益集团角逐等。此外,大国实力重心的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如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西方阵营和美国内部的分化及其国力和响力的减弱,让北京行为更趋强势而咄咄逼人,使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加深,忧虑中国取代西方而改变国际规范和秩序。正如上述所谈及的,中美两国对立的现状(特别是在川普政府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惊人的相似。例如:各方都是处于“进攻”心态,都认为自己有胜算把握,各方的战略目标都如此清晰,相互失去战略互信,且缺乏战略让步的意愿,使两国轻易陷入僵局,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升高。


美中的战略对峙及其指向


不难判断,美中今后在东海、台海、南海和整个印太地区的地缘竞争将加剧,相互间在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也越发明显,双方擦枪走火甚至进入 “热战”的可能性升高,互相威慑的程度也将提升,印太地区安全必然面临更多挑战。


从理论和经验来讲,要避免美中之间由于分歧与竞争而发生热战,两国就得放弃进攻心态,认清对抗升级对自身的危害,谨慎行事,为战略目标的实现留有更多、更灵活的转圜余地,看清相互差异的同时也追求共同的目标,并为解决重大争议和战略分歧而确立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管控机制等等。虽然未来中美竞争加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双方应“有能力”在激烈竞争中不至于走向不可控的“热战”状态,如果两国均有此意愿的话。


然而,目前美中战略由比较模糊转向更为清晰的趋势很明显,双方都强调和更多地看到相互间的不同之处,而更少看到共同的地方,且在关键问题和核心利益上互不退让,均有信心对付或战胜对方。北京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美国不能把它怎么样的程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今年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就说,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此前,他在不同场合要求中国官员,“认清东升西降的大趋势,及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而美国则认为,自己在制度和价值观占有优势,以及其国力和军力都远远强于中国,且完全有能力战胜和成功遏制中国。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在谈及亚洲访问行程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拥有能力以及行动计划……能对中国或任何想与美国较量者做出可信的威慑”。


尽管如此,美中高层都不愿意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或进入“热战”,但他们却无法摈弃各自内部的压力和利益诉求以继续采取较为缓和与模糊的政策。所以,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得不摆出一副谁都不怕谁的驾驶,不愿也不敢轻易向对方示弱。不过,不管是北京还是拜登政府,二者都努力在自身内部压力和国家整体战略利益之间做平衡。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双方都不会轻易做出过激和铤而走险的举动,以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冲突甚至战争。

3月17日,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Sen. Bob Menendez, D-NJ)在一场以美中战略竞争为题的听证会上称,他预计四月中将一项旨为“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排入该委员会议程进行审议表决。这项法案旨在增加美国在技术、经贸等领域的独立性和竞争力,同时抗衡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显示民主、共和两党在新国会将延续上届政府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但美国媒体Axios指称,白宫对国会即将出台的这项法案“低调支持”。


这表明,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相对于川普时期更为谨慎和稳重,其战略既有清晰的一面,也不乏模糊的地方。虽然白宫也认定中国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大、最具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其与中国激烈竞争的目的仅在于阻止中国超越美国,迫使北京遵守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非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之前,拜登总统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时针对中国政策说:“我们不需要发生冲突”;“但会有激烈的竞争”;“我不会像川普那样做,我们将关注国际规则”。


没有纯粹战略模糊与清晰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较清晰的地方是,将中国视为最大和最具威胁性的战略竞争对手,联合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建立统一阵线共同对付中国的挑战,迫使中国遵守基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规则的国际秩序,阻止中国在科技和实力等关键领域超越美国,以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白宫依然试图与北京建立一种“谨慎”的新关系,在强调“该对抗的地方对抗”的同时,也不排除在“该合作的方面合作”,虽然欢迎强硬竞争,但不寻求冲突,令其对华政策带有一定模糊色彩。


其实,美国政治精英很清楚,为了竞争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甚或战争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面对中国的不断壮大与强势,以及美国内部的压力和抗中共识,华盛顿则不得不强硬对待中国。然而,在强硬和长远计划之外,拜登政府也为继续与中国打交道和保持接触留有空间,毕竟完全或全方位的与中国脱钩是几乎不可能的,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与北京开打新冷战,目的也只是遏阻中国的崛起以及逼迫中共内部发生改变,而不是真要与中国大打开来,以至于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而北京虽然对美国联手盟友共同对付自己的策略非常恼火,频频予以反击,并扬言一定奉陪,但却迫切希望美国取消对华贸易关税和在金融和科技上的制裁与打压,重新回到奥巴马时期及其之前的中美密切交往的关系上去。正如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美中阿拉斯加会晤中所说,北京希望与美国“不对抗丶不冲突”,互相尊重,双赢合作。虽然,中国已做好与美国长期战略对峙的准备。


归结来讲,美国对华战略变得更为清晰,但也不乏其模糊成分;同样,北京虽然表现得越发自信和强势,但却不愿与美国直接冲突。美中都在加大威慑对手的强度,其目的仅是迫使对方不敢轻易越过己方红线(如美日确认合作,台湾若发生冲突),让事态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美中战略竞争清晰与模糊交织,也体现在为期两天的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中。比如,双方在3月19日会谈结束时,采用了更多和解的语调,尽管继续强调了分歧和各自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我们期望就许多主题进行激烈的面对面讨论,而这正是发生的情况”。尽管存在紧张关系,“我们也能够要进行非常公开的对话”。国务卿布林肯(Blinken)补充说,美中双方在对伊朗、朝鲜、阿富汗和气候问题上的兴趣有重叠。其意指,尽管存在所有分歧,美国也应该能够成功地与中国合作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病毒大流行和不扩散核武器等共同挑战。


二战以来,在大国竞争中,各方的战略设定从来没有纯粹清晰过,均处于既清晰又模糊的状态。除非對手毫不退让,得寸進尺,步步逼近,或屡次踩过己方紅綫,戰略目标的清晰才会成爲必要選項。而即使在战略十分清晰下,在现代大国竞争中,冲突各方如何界定红线被踩,或怎样处理红线被踩后的事态,也存在一定的转圜余地和空间。比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由于当时美苏高层决定相互妥协与退让,让一场核大战最终得到避免。


中美或东西方关系今后是否最终进入“热战”,还是继续维持激烈竞争中的“和平共存”,取决于各方内部是否由“主战”的鹰派或“主和”的鸽派主导其外交政策,各自划设红线的清晰度有多高,以及处理对手逾越红线时的态度如何?目前,中美已经进入某种状态的“新冷战”关系,相互间长期的战略博弈已成定局,这是由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地缘利益冲突所决定的。美中今后是否会完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就要看双方有没有能力相向而行,特别是中国能否最终改变其制度和发展模式,与西方合流。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对决,很难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让博弈各方继续“双赢”及“和平共存”。只有“我赢你输”、“没有你赢我也赢”的零和博弈,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本世纪中叶前后东西方大国之间竞争的格局和态势。


21.0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