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转向清晰,美中为“热战”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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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与川普时期相比要更为稳重与和全面,扭转了多项前任总统川普所颁布的政策。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些领域未采取大动作的逆转措施,且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强硬立场和策略,并针对一系列与北京的关系进行全面重新评估。而面对拜登政府的“新地缘政治策略”,北京的应对方针则是,继续高喊“多边主义”、“共享双赢”及“和而不同”等口号,但在新疆、香港、南海、台湾等人权与主权问题上则绝不让步。美中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Anchorage)举行高层会谈,双方唇枪舌战,尖锐指责对方政策,显示两国关系深陷“不可调和”的危机。


1月28日,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发布了一个题为《更长电报 - 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THE LONGER TELEGRAM--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的文件, 称“中国多年来的策略一直是模糊红线,以避免导致北京过早与美国公开对抗。 美国必须非常清楚中国的哪些行动美国会寻求进行威慑,以及如果威慑失败,将促使美国直接进行干预。这些应该通过高级别外交渠道明确地传达给北京,以引起中国注意” 。


该文件“划红线” (即战略过分清晰)的建议引起了一场美国是否应放弃其战略模糊性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如果取消了战略模糊性,这将置美国于被动,划了红线也未必会减少来自中国的挑衅。比如: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踩红线后对其采取行动,将处于自取其辱的境地;而如果美国采取了行动,则可能导致自己陷入不想要的冲突之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美的现状与一次大战前有惊人的相似。在1914年,欧洲交战各方都是处于进攻心态,都认为自己有胜算把握,各方的战略目标都十分清晰。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美既无战略互信,又无战略让步的意愿,且双方的国家战略又如此清晰时,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升高。


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上台执政后,在对华战略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逐渐由传统的模糊转为较为清晰,中美关系出现明显的转变。比如: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前所未有的加强与台湾的关系,11次对台军售,以及派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在内的多位美国高官访台,其战略目标之清晰是美中建交近50年来从未有过的。


而美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则与北京近十年来对外强势、对内空前严控的政治倒退有关。在地缘政治和对外关系上,北京一改过去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的策略,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等区域中采取进攻性策略,在香港、新疆和人权等问题上也显示更加强硬的姿态。这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持续失去对北京的战略信任,并加大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


如果华盛顿采纳上述战略调整意见,加上中国对此会更加强势的因应,美中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等区域发生军事冲突乃至展开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将空前升高。而拜登政府是否或会在多大程度上采纳这种策略建议,则取决于美国内部呼声的大小和中国应对强度的高低。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美国持续加深与台湾关系下,中国大陆军机不断进入台湾周边宣示主权,解放军多次在台海和南海等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也频繁地派军舰穿越台海,并进入中国有主权声索的南海诸岛礁海域,宣示其自由航行权利。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也有意跟随川普时期触动北京底线的策略。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答询时称,中国可能在六年内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并表示美国须定期检视其“战略模糊”(strategy ambiguity)在台海问题的适用性。


中国和美国同5年前相比,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特别是在台海和南海等区域。而推动中美冲突不断升级和战略清晰的因素之一,则是两国的对外策略都以各自内部考虑为中心,比如民族主义情绪、社会共识和政经利益集团角逐等。此外,大国实力重心的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如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西方阵营和美国内部的分化及其国力和响力的减弱,让北京行为更趋强势而咄咄逼人,使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加深。


尽管如此,美中高层显然不愿意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或进入“热战”,但却无法摈弃各自内部的压力和利益诉求以继续采取较为缓和与模糊的政策。所以,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得不摆出一副谁都不怕谁的驾驶,不愿也不敢轻易向对方示弱。


美国对华战略变得更为清晰,但也不乏其模糊成分。同样,北京虽然表现得越发自信和强势,但却不愿与美国公开对抗。美中都在加大威慑对手的强度,其目的不过是迫使对方不敢轻易越过己方红线,让事态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


二战以来,在大国竞争中,各方的战略设定从来没有纯粹清晰过,均处于既清晰又模糊的状态。而即使在战略十分清晰下,冲突各方如何界定红线被踩,或怎样处理红线被踩后的事态,也存在一定的转圜余地和空间。比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由于当时美苏高层决定相互妥协与退让,让一场核大战最终得到避免。


美中如想避免发生热战,就得放弃进攻心态,认清对抗升级对自身的危害,看清相互差异的同时也追求共同目标,并为解决争议和分歧确立共同的规则和管控机制。虽然美中竞争加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双方应“有能力”在竞争中避免走向不可控的 “热战”,如果两国均有此意愿的话。


中美或东西方关系今后是否最终进入“热战”,还是继续维持激烈竞争中的“和平共存”,取决于各方内部是否由“主战”的鹰派或“主和”的鸽派主导其外交政策,各自划设红线的清晰度有多高,以及处理对手逾越红线时的态度如何?目前,中美已经进入某种状态的“新冷战”关系,相互间长期的战略博弈已成定局。这是由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地缘利益冲突所决定的。美中今后是否会完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就要看双方有没有能力相向而行,特别是中国能否最终改变其制度和发展模式,与西方合流。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对决,很难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让博弈各方继续“双赢”或“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