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川普時代”的美中關係,從美國對華戰略看世界未來格局

【分析】2020/12/03


11月16日,在彭博創新濟論壇網絡會議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美國下任總統要與中國對話,通過溝通管控分歧、促成合作。基辛格還稱:除非中美之間出現某種合作行動,否則全球恐將陷入一場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而當今的軍事技術將使這場危機比以前更難以控制。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稱,拜登和他的顧問們認為,川普的許多旨在切斷中美經濟聯系的做法笨拙、代價高昂,且缺乏戰略意義。他們說,他們希望采取更聰明的做法,在全球變暖和大流行病等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同時在技術領導地位上與中國競爭,並在軍事擴張、侵犯人權或不公平貿易等其他問題上與中國對抗。被拜登提名為國務卿的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 “中國是挑戰,但不應完全脫鉤”。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長期執政顛倒了美中關係,需要美國民主黨人拜登的新一屆政府及其盟友採取更加協調的方式來應對北京”。他還說:“現在看來,一個人掌管中國打算在那裡呆一輩子。從本質上說,這改變了一切。但我們不應該接受或假設這一切都會變壞,而不努力讓它變得更好”。


基辛格、克林頓的講話,以及拜登及其團隊的言論,似乎標明了拜登政府今後對華政策的基本方向,川普的孤立主義、貿易戰和制裁等不可預期的政策將(相對地)得到改變,美國新政府將希望(或敦促)北京回到較爲溫和、理性的對内對外的方針上去。


這即是説,一方面,增進對話和以多邊主義方式“接觸”(可能)將是美國拜登政府對外和對待大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在經貿上,美國將與中國在亞太和其他地區進行激烈的競爭,在技術轉讓、智識產權、產能過剩和市場准入等方面將聯合盟友和其他國家通過國際組織(如世貿組織)對北京施加壓力,促使中國改變其行爲方式和遵守國際規則。


在人權和南海等問題上,美國將對中國施加比以前更大的壓力。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可能會趨於采取較爲低調的方式,通過外交和其他途徑(也包括軍事威懾)促使北京不會對台灣動武,同時也不支持在兩岸關係上過分刺激北京的做法。也就是說,美國對台海兩岸的關係可能回到過去的“模糊政策”上去。由此,兩岸緊張關係或可得到一定的緩解,北京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相應地做出一些妥協與緩解。


從拜登團隊的説法來看,美國新政府雖然將中國繼續視爲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但並不將北京視為最大的威脅。作爲最大威脅的來源,今後俄國或將取代中國的位置,美俄關係將會重組,回到過去的“準冷戰”格局上去。歐洲與美國將更多地聯手在亞太和世界其它地區發揮其作用,反建制的“川普主義”將在外交上被限縮直至改變。


今後美中緊張關係是否得到緩解,就要看北是否改變其目前爲止的强勢姿態,推出較爲溫和、理性的領導人來與美國打交道。然而,即便如此,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也難以被美國和西方國家(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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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看,美國聯手西方盟友對付中國有三種可能的結果:一是成功地壓制中國,促成中共内部發生改變,向西方接近;二是圍堵中國效果不章,最後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崛起,重回之前的“接觸”上去,並與北京“求同存異”、“共享互贏”。


要達到第一種結果,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則面臨如下的挑戰:在對外和地緣策略上,西方陣營内部和相互之間的“團結”和形成“一致行動”存在問題,西方國家内部經濟、政治的不確定性增加,以及各國對外方針的差異,使形成一個統一、有力而長效的陣綫成爲問題。


第二種結果達成的可能性也面臨很多障礙:中國政治的封閉與倒退加劇中美和中西方信任與合作的退化,相互閒的衝突難以緩減,以至形成類似冷戰狀態的對立局面,西方甚至會完全放棄對華的接觸政策。


在美中競爭或對抗中,美國的優勢是,國力(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仍然領先世界,擁有衆多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他民主國家盟友,區域和全球部署能力第一,制度與理念占據優勢,以及擁有較高的歷史成功率(如二戰與冷戰的結局)等。中國的“優勢”是所謂制度層面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文化層面的拜金主義,經濟層面的“舉國產能”,勞資層面的權責最小化,以及國際關係層面的廣汎涉足與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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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西方在對華關係上面對的關鍵問題是,戰略定位是否清晰,策略是否有效,即:美國能否或真願意將中國排斥在全球主要(特別是西方)經濟圈之外,或能否像孤立朝鮮、古巴和伊朗等專制國家那樣將中國發展扼死?如果不能,美國要改變並削弱中國,或許就只有一條道路——“戰爭”。而與中國開戰是否能獲得美國内部和西方國家一致認同,戰爭的後果是否有利於美國,以及是否能以此成功地遏制或改變中國,尚不清楚。


這就回到戰略效益問題上來了:究竟是封鎖和圍堵最能有效地改變中國,還是“接觸”與競爭并舉更能影響和改變中國?


另一個問題是,在對外政策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策略上存在不一貫性和非連續性,比如:川普離開了建制派路綫,而拜登可能改變川普的路綫,相對回到建制派立場。這可能讓美國對外戰略再添模糊色彩。是“孤立”還是“容納”中國,成爲兩條不同的戰略定位,孰重孰輕,究竟選擇那條路綫,是擺在美國及西方國家面前的一道“難題”。


從經驗和理論上講,西方真正能改變中國的路徑“只有一條”,即:分裂和撤卸中國,讓中國裂解成多個中小型國家。這樣(或許)能真正遏制中國在本世紀的崛起,從而保住美國和西方主導世界的地位。如果不是這樣,長遠來看,美國和西方將不那麽容易能阻止中國最終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甚至替代美國和西方主導地位的發展趨勢,即使中國今後改制實現民主憲政,“倒向”西方。


這裏,中國文化也是一個關鍵,“天道酬勤”文化加上現代化治理手段,或將讓中國在世界上“無敵”,至少在經濟層面難有旗鼓相當的對手。這從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夫婦投資的紀錄影片“美國工廠” (American Factory)中可見一斑。華人在全世界創造的經濟奇跡,也是一個説明或例證。除非這種文化被徹底改變或洗掉,否則“中國產品”將沒有真正的競爭者。


美國精英們是否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是這麽預期並爲之謀劃未來的話,那麽中美關係的前景將是不可預期和難以和平構建的。這將決定,未來世界將是更趨民主和自由化,還是更爲威權與專制化,並派生出如下的問題:當代科技空前高速的發展,到底更有利於民主的發揚光大,還是更有益於威權的確立與蔓延?國際大資本的擴張是否一定需要民主自由體制的支撐?以民主自由制度下的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才是未來世界經濟的主宰?等等。


威權和專制的俄羅斯和委内瑞拉曾經都是民主國家,特別是委内瑞拉,過去曾是南美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後來卻通過民主選舉把一個獨裁者推上了最高權力位置,成爲南美當代的威權國家。俄羅斯和委内瑞拉的政治發展,不禁讓人聯想到德國在歐洲一戰後希特勒納粹黨崛起的歷史。當今,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内部也面臨民粹、民族和種姓主義的挑戰,極端政治思潮和力量以自由民主的名義破外民主體制,無視民主規則,催生社會族群分裂,推出在言論和行爲上與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極端政治人物上台執政,社會價值觀紊亂,是非混肴,讓民主機制失去應有的功能。戰前的德國和當代的俄羅斯與委内瑞拉的鬧劇,是否會在西方民主國家内部重演,比如在東歐的匈牙利和波蘭等國家(其威權主義或反民主傾向越發明顯)?這是一個嚴肅而不可忽視的問題。西方政治學界有句名言:“民主是唯一可被自己廢除的政府形式” (Democracy is the only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can be abolished by itself)。這表明,民主一直處於危險之中,特別是在當今“網絡革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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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來講,美中關係趨於緊張、其前景難以預期的基本底色是: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政治的倒退與固化,北京的固步自封與自信和張狂;美國日增的焦慮,華盛頓對華政策從“接觸”到對抗的戰略轉變,美國戰略的不清晰、不連貫、非完整;西方世界沒有完全的把握,成功地建構一個統一的策略和方式去改變中國。